关于农民作家文学学创作的若干认识

来源:吉林日报 张未民 时间:2021-07-15

   一、文学与农民

  召开农民作家座谈会,出版《农民作家作品选》,在我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拿到刚刚出版的《吉林农民作家作品选》,有一种由衷的喜悦,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有一种久违了的文学的感动。今天又见到了出席座谈会的14位农民作家,也是同样的喜悦、亲切和感动。我们的农民文学书的出版和农民作家会的召开,真是让省作协的同志们,让在座的各位作家和评论家,尤其是我,接了地气,闻到了乡亲们的生活气息,感受到了“乡”的存在和方向,也感受到了“亲”的存在和美好。网络上的文体流行说“亲”,但那是一种电子化的虚拟的漂浮。而今天面对我们文学的农民兄弟姐妹,我们说“亲”,是实在而富有内容的。农民兄弟姐妹的文学,是吉林文学的本家亲戚,今天是本家亲戚见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这首著名的诗作可以用来比喻一下我们今天的见面,但我想说清楚的一点是,面对你们,面对生活在基层的农民,我们的文学其实总处在一种“离家”的状态,乡音味淡,鬓毛已衰,老不相识,还误把农民兄弟姐妹们这些大地上生活的文学故乡和文学主人当作一种“客”,要问“客从何处来”,太不应该。今天的相见,我有一种“晚”的感觉。联系到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曾自问谁是群众?群众在哪里?现在我知道了,对吉林文学来说,你们及你们身后的群体就是群众,见到你们,我们不仅找到了群众,更找到了文学的故乡,你们是文学的“生活”存在。今天的会和这本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使我们走在了群众路线上。

  二、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认识文学性质

  十八大报告中说:“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对照这个精神,我们今天的文学事业、文学工作、文学创作,都不能不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价值”。关注和扶持农民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就是在文学的意义上,在文学事业、文学工作、文学创作中坚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立脚点”,就是尊重人民在文学上的首创精神,就是保障人民在文学上的“权益”,就是在文化发展上与人民“共享”文学成果,就是从文学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努力。

  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建设文化强国问题时,还强调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表明,我们文化和文学总体的性质,是“民族的大众的”。对照这一表述,我们理解视野中的文学,应是“大众的”,而不仅仅是精英的。当然我们的文学是“大众的”,并不意味着提倡只有一种“大众文学”,在这里,“大众的”和“大众文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大众的”是说我们的文学性质,是要建设一种范围广大,可以涵盖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属于全体人民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全民理想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学,或文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省作协的文学工作和文学创作努力,应该是面向全省各个不同文学群体、文学人口的“大众”,应该体现出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广阔性,应该越是走向现代,文学的道路应该越“大众化”。大众化就是指文学人口的不断扩大,文学多样性的不断增容,文学价值实现的面积不断增加,文学功能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义上不断实现。就是像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呈现一种“艺术民主”的局面,“为人民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了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这是一种文学民主、文学人权、文学生活、文学素养水平日益丰富、全面提高的局面,也是我们关注、研讨、促进农民作家文学创作的初衷。上世纪中叶,我们曾误将“大众文学”当作“大众化”,仅用一种平民大众的通俗风格代替、削平文学的多样性,甚至政治化地对“大众性”加以利用,取消文学的先锋性、精英性及其高雅审美性。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精英化在纠正“大众文学”的主流单一化的同时,其在社会公共话语场域的日益狭隘化、小圈子化、小众化倾向则越来越严重。而此时,现代性生活的发展则在生活中将文学的生活性、文学的社会性真正地在多层面、多维度、多时空地丰富起来了,中国文学终于迎来了一个现代的多元并存、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广阔的文学,这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而在今天的大文学时代状况下,一个所谓“大众的”文学,一个可以用丰富多样的形态、形式满足多样群体需求的文学以及其中的农民作家创作,为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学的状态、性质和方向,提供了把握的契机。

  三、认识和把握农民作家的创作

  对农民作家的文学创作,我们并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农民文学”。因为什么是农民文学?似乎更容易引起歧义。但现在我们简白地称“农民作家”,似乎还勉强可以站得住。

  农民是一种身份。今天“农民”这个身份已可以用来指称超越农村、农事、农业等内涵的意义。比如农民工这个概念就是。在今日中国,除了城镇之外的广阔天地里生存的拥有乡村户籍的人都可以称为农民,他们拥有乡村户籍,拥有一块乡土,却并不一定干农活,从事农业,也不一定常居乡里,实际上他们常常往返城乡之间,甚至常在城里打工,是城市里被遮蔽的底层。这一点正和我们城镇人相反,城镇里的人基本上不去乡村,去也不过是逛逛风景而已。从身份的意义上说,除了拥有乡村户籍的农民,中国其他人都可以归属为与“农民”身份相对的城里人;除了农民,其他人都是不拥有一块户籍固化其上的乡土的人。这是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一种自然的分类视野与生存状况。在今天中国仿佛没有工人,我们也很少用过去的“工农兵”或“士农工商”的划分方法。正是“农民”,不仅担当了乡土劳作的重任,也承担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最底层的服务与劳动角色,成为工厂、工地的体力劳动的主力军。这一独特角色,产生一种独特的所谓农民作家也就自然而然了。正是由于这种跨越城乡的身份,才使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与生活具有真正的广阔内容与价值。因此今天的中国农民作家创作,完全可以是超越了仅仅是乡土、农村生活的更为广阔的文学定义。农民作家、包括农民工创作的文学,是由这种身份定义的文学,是真正生活中的文学、真正的大众自己创作的文学,是真实的草根文学。

  看农民作家创作的文学,还可以从文学格局上来观察。文学与农民的关系密不可分。但从文学史上看,真正农民创作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国却是现代以来才有的现象。

  文学自古似乎从来是属于那些掌握了书面语言,从事文学书写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的专利,是达官贵人、文学专业人士表达情思和审美的工具。在古代,只有“乐府”机构及其文化方式留存了以“民间文学”名义行世的文学,除此,自觉的独立的农民作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现代,现代中国农民掌握了语言书写工具,才有了农民作家的诞生。马克思曾经为这种历史形成的文化格局表达过愤怒与抗议。他说“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但马克思又从未来的意义,对改变这种文学格局提出了鼓舞人心的理想:“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画家,但绝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独特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一者’的劳动在这里也毫无意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于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和民族局限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我理解,马克思提出来的理想,其原则是指在未来的理想社会生活状态中,人们不仅从事物质、经济等生存方面的活动,同时也有着各自的适合自己的一项或多项精神艺术活动。他超越地域、民族等的限制,是自由人的自由艺术创造。这是艺术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全面融合。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画家,但你不是画家,你也一定会是一个诗人、音乐家或学者、思想理论家等等,或者,你会是这些种种精神形式的鉴赏家、知识者,总之,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得到“全面发展”的人。应该说,现代文化的日益普及,使很多农民的孩子有了文化,掌握了语言书写工具,也拥有了用汉语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与可能。中国新文学的“大众化”走向,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农民身份的作家开始走上文坛,同时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尝试学习用农民的思维方式来写作贴近乡土风格的作品,产生了著名的“赵树理方向”。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真正具有农民身份的作家如王老九等还是很少数的,但也许他们所写作品也不见得有多高水平,抵不住知识分子文学的精妙与成熟,然而他们毕竟出现在了文坛之上,其意义不可低估,是破天荒的。

  从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意义上来说,农民作家的创作,是真正属于未来性质的创作。在有“农民作家”存在的当代文学状况下,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构成格局的看法也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种真正的“大众化”的文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民性文学方向、人民文学的方向。经过近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农民文学的发展经历过种种坎坷,其间被极左思潮“捧杀”,被畸形“政治化”,被排它性地吹捧拔高与唯所谓“工农兵文学”是瞻,发生这样的状况,也是毋庸讳言的。但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其“大众的”性质的进展,可能就在于拥有“农民作家”以及其他各行各业广泛存在的非专业性的文学青年、文学作者的加入,在于文学家再也不能用简单、简化了的“文人”身份来定义,而需要在全体社会共同体人员的大视野中来概括,它是一种身份复杂的超越了所谓传统“文人”的现代公民性质的文学存在。尽管那种趋于专业性的文学写作在这种广阔而复杂的构成中仍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我们却不能低估除了这种趋于专业性文学写作之外的社会性和生活性文学写作存在的意义。

  而这种文学写作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出现,也自然地打破了我们所谓文学的精英化固有格局。这就是广泛地存在于沿海、东部城市的所谓“打工文学”的文学写作群体、阅读群体,以及它所拥有的当代写作倾向与风尚。对此,我曾经把当代文学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写作中生存”,一种是“在生存中写作”。

  “在写作中生存”是指新时期以来主流文坛的那种职业化、专业性的文学写作,“在写作中生存”的作家以为文学是他的“生命方式”、“存在方式”,他们得靠“写作”来获得生存及其意义。而“在生存中写作”,则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而自然出现的一种写作类型,那些在生活底层的文学者于生存中坚守文学创作,形成了当代文坛一个不大不小的群体与趋势,相对而言,他们更大程度上地以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为第一现实,于文学更少外在的功利目的,将自己的人生、生存与文学融为一体。在当代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由于有农民身份的巨大存在,农民一词所代表的文学事业,正是一种在生存中的写作,一边谋生存,一边谋写作,这不是业余或专业的问题,而是一种真正的在人的自由意义上的中国生活、中国社会格局、中国经验的写作,这可能是中国才有的文学。

  四、农民作家创作的文学特点及意义

  综观这本《吉林农民作家作品选》,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农民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意义来。

  一是认识价值。农民作家的写作是主流文坛、主流写作不能代替的,它所具有的底层生活、农民生活的亲历性是非常真实的,因此应予以珍视。晚近10余年来在文坛上风起云涌的“打工文学”创作,改变了中国文坛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主,以俯瞰式的人道主义关怀为特色的文学局面,“打工文学”及其身后所代表的2亿多农民工的巨大群体,他们的权益和声音的文学表达具有异常特殊的价值,如果没有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疼痛的历史、血汗的历史、劳动的历史的直接陈述与宣示,恐怕一段历史的生活真实将被遮蔽,恐怕我们从报刊上读到的,仅仅是有为官员的开拓史、企业家们的创业史,文学家们的同情史、人文精神史。从这点来看,农民作家创作的文学具有可贵的当代历史认识价值,提供了历史语境的丰富性和真实性。

  二是农民作家创作的生活意义,它体现了一代农民在生存过程中,尽管命运坎坷,劳动艰难,但他们通过文学创作的直接参与,体现了一个广大人口群体的精神追求和生命素质向往,他们不满足于生存温饱,其趋向自由的精神维度恰是一代农民新的生存状态的一种体现。其平凡、真实、朴素的生活本色、生活气息、生活诉求,是当代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方存在,也颇具自身特色。

  三是农民作家的创作表达了基层农民朴素的基本情感、基本生活理念,是历代文学都需要的,它对于劳动、粮食、土地、乡村、道德、感恩等永恒主题的仿佛永远重复性的书写与吟唱,是人类生活、万世子民的生命绵延、生活常青的普遍性生活存在,而正是在普通生活、普通情感的书写上,农民作家文学见证了生活与文学

  的统一,是让人们有着平常心与日常感动的,写低、写白、写朴素的文学同样具有存在价值,同样不容易。

  四是农民作家的创作往往无视文学功利,无视文学史的诱惑,以平常心平常人的生活性创作,为自我实现开创自己的平凡境界。普遍的艺术技巧上的不成熟,似乎是天然的存在,但他们对艺术技巧的无视,有相当的原因归于他们生活和生存的状态,归于他们非专业的、反天才的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归于他们不把艺术技巧当成一种功利。在某种意义上,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这种于粗鲁的打呼噜声中写下的缺乏语言表达技巧的句子时所表示过的态度,这是可以被原谅的。生活原来就如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有高雅,有技巧,同样就会有通俗,有无技巧,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文学是一样的,纯洁性的文学与非纯洁性的文学同时并存,众声喧哗,多样生态,充满砥砺和对话,才是文学的真实,我们对此需宽心待之。

  五、大文学视野下的文学对话

  因此,在这种生活的文学观、大文学观的视野之下,我们要端正对待农民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态度,认识到农民作家创作的生活意义和文学生活的重要性。一是要珍惜、爱护、扶持农民作家的创作,以寻求文学平等的意义来看待农民作家的身份写作,在保障农民作家文学创作基本权益的基础上来加大对农民作家的扶持力度,在保护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生活性上认识农民作家创作的工作价值和意义。二是要创造条件开展文学界的广泛对话,一方面主流文坛应向农民作家的长处学习,另一方面农民作家也要向主流文坛借鉴文学技巧与好的写作方法,要知道没有一个民间性的文学生活存在,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将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学的纯洁性、高雅性与文学的生活性、复杂性同处一个对话格局中,这也是现代文明的特长和要义之一。三是希望农民作家守护自己的文学特点。没有必要都把专业性写作当成唯一出路,可以广泛借鉴,也完全可以写成“其他”,但对于农民作家最有风格特点的还是农民或普通人自己的基本情感和自己的基本理念。“农民”这个称呼其实给“作家”带来了独有的意味,从人生的角度和生活的角度,它可以比“作家”的称呼更重要,更有价值。托尔斯泰有言:“人民有自己的文学——这是优美绝伦的;它可不是赝品,它就是人民里边唱出来的。不需要高级文学,也没有高级文学。您完全站在人民的水平上试试看,人民是蔑视你的。”在我们这里,“农民”就是“人民”。裴多菲·山陀尔说:“诗歌是座神圣的殿堂,那些穿着破皮鞋的人,甚至赤着脚的人都可以走进。”是的,就执拗地以“农民”的名义身份,走进,真正的文学会告诉你,这没有什么不好。

  总之,这个会议之后,这本作品选出版之后,省作协还要加大力度,多做扶持农民作家的工作,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把农民作家创作当作一个专题来进行调查研究,理清符合农民作家创作实际的工作思路,在重点扶持作品项目上,在农民作家的创作培训上,在农民作家的作品发表与推介上,办几件实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愿农民作家朋友们生活如意,文学如花。


编辑:曲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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